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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参见马春晓：《现代刑法的法益观：法益二元论的提倡》，《环球法律评论》2019年第6期，第148页。

所谓标准评价机制是指在标准管理部门已经发布司法鉴定标准的情况下，如果某个团体、某个机构要发布自身的团体标准或者机构标准等，可以先行向负责标准评价的部门申请，进行技术和程序的实质审核，在通过标准评价之后，由相应部门或者行业协会或者委员会发放相应证明。这些都表明，即使鉴定意见具有科学性的特征，进而赋予了诉讼的科学性特质，但也正是因为司法鉴定的科学性，尤其是诉讼体系下的这种科学性，决定了司法鉴定的结果同其他证据一样，在证据能力和证明力方面存在错误的可能。

然而即使抛开鉴定意见最终结果错误的可能性，鉴定意见也会因为其证明范畴的局限性而导致对案件事实证明的有限性。法庭对应用该技术过程中产生的数据资料、图像信息的核实程度。据此，遵守特定的鉴定标准、技术规范是鉴定人实施鉴定的基础。换而言之，专家陪审员的权力行使，不仅仅是在法庭调查时有针对性的提问，也不仅仅是在合议庭评议时权威性的发言，而且在法律文书专业化的制作上，也体现出专家陪审员参与案件的深度。{13}205一旦裁判出现事实误认，将可能将责任归咎于鉴定意见。

并且，这些技术性证据资料在司法实践中，尤其是在生态环境资源诉讼、知识产权诉讼等现代型诉讼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适用范围甚至比鉴定意见更广。这也是鼓励司法鉴定机构不断提升鉴定技术的有效手段。只有在先行为的危险在向结果发展的进程之中，才有进一步判断危险替代的必要。

第三，最后还应判断介入因素创设的致果是否朝向结果持续发展。(38)同前注(18)，林钰雄书，第122页。如案例3中，投毒行为、被害人疾病与医疗疏失合并导致被害人的死亡，就事实层面而言都是导致死亡结果的原因。参见[日]前田雅英：《刑法总论讲义》(第6版)，曾文科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19-121页。

(47)此外，如果在先行为危险完全排斥介入因素危险的实现，如上述第一种情形，表明介入因素甚至未能对在先行为的危险实现进程发生影响，更无法认定介入因素中断了因果关系。将前述危险替代的判断基准适用于医疗介入类伤害案的常见因果争议情形进行结果归责判断可形成其认定基准。

注释： ①参见杨建军：《刑法因果关系的司法证明》，载《比较法研究》2020年第6期，第82页。反之，则介入因素中断因果关系。(45)参见许玉秀：《主观与客观之间：主观理论与客观归责》，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240页。(31)然而由于相当性概念缺乏清晰的定型化界定，在具体适用时形成了主观说、客观说、折中说的不同观点讼争：主观说以行为人认识到的事实为基础进行相当判断，已经具备了一定的主观归责的属性。

镇医院医疗水平有限，诊治失误可以理解。作为争议核心的医疗介入是否中断因果关系之判断时常存在着认定标准模糊与认定结论随机的问题，类同案例结论相反的现象时有出现。第二，如果暴力伤害较为严重有致死的危险，归责与否就需要进一步判断介入因素是否创设了新的致果危险并替代了伤害行为的危险而实现为结果。另一方面，就医疗介入类伤害案所代表的刑事司法判断逻辑而言，刑事责任体系中并未具备在因果关系外客观判定结果归责的规范评价空间，若不采纳广义的因果关系界定、不在因果关系的范围内进行归责评价，则结果是否归责于行为就无法得到完整的判断，刑法上不可或缺的归责认定也就不能有效展开。

而只要在先行为的危险进程持续发生影响，如上述第二种情形，即便在先行为只是对结果发生起部分作用，是与介入因素合并促成结果的实现，亦应认为在先行为危险并未被介入因素创设的新危险所替代，而是实现为结果，介入因素仍不能中断因果关系，结果归责仍然成立。作用大，则先前行为与结果无因果关系，反之则有。

一方面，需进一步明确的是，介入因素创设的向结果发展的危险实现进程与在先行为的向结果发展的危险实现进程具有属性上的不同，前者并不要求危险本身必须是法所不容许的危险，也不必遵循规范保护目的的要求，应基于介入因素发生时一般人认识到的事实综合判断。作为客观归责首要规则的产生法所不容的风险与其说是对结果归责判断，不如说是对实行行为的判断，(35)因为这一规则本身主要通过危险创设来判断行为可归责性，而并不涉及结果对行为的归属问题。

(47)参见陈璇：《论主客观归责间的界限与因果流程的偏离》，载《法学家》2014年第6期，第106页。如前所述，归责意义上因果关系的成立以危险实现为基准，只有行为创设的不法危险实现为实害结果才能进行结果归责。首先，案例1与案例2在运用危险替代原理进行因果判断时，都需要先判断暴力伤害的在先行为是否有造成死亡的危险。(22)参见[德]克劳斯·罗克辛：《德国犯罪原理的发展与现代趋势》，王世洲译，载《法学家》2007年第1期，第154-155页。(20)因此作为介入型因果关系认定核心的，所谓介入因素中断因果关系的判断主要就成为一种归因之后的归责判断，必然也应具有明确的规范评价的属性与机能，由此只有采用广义的因果关系界定才能涵盖必需的归责判断与规范评价部分。(43)参见张绍谦：《论刑法因果关系的介入和中断》，载《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5期，第66-67页。

⑧若介入因素本身异常、受行为派生不独立，且伤害行为导致结果发生的可能性大，则介入因素不能中断因果关系。如果介入因素并未创设新的致果危险，只是延续了在先行为已经创设的危险，则无论介入因素是升高了还是降低了这一行为危险，介入因素都无法中断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

其次，案例3也可以用危险替代标准予以进一步的归责分析。本文仅基于归因与归责的双重判断语境及刑事司法的适用有效性目的对因果关系诸种理论进行分类检视，也主要限于介入型因果关系所代表的复杂因果关系判断场域。

过于异常，则先前行为与结果无因果关系，反之则有。总而言之，必然、偶然因果关系说、条件说、合法则的条件说尽管在归因判断上有其各自原理，但是都因未能涉及归责判断层次而难以成为在刑事司法实践中解决结果归责问题的有效标准。

3.在先行为的危险实现进程被介入因素的危险实现进程所替代 在明确在先行为与介入因素创设的危险进程都在向着结果发展的前提下，介入型因果判断的关键步骤就是明确介入因素创设的危险进程是否完全替代了在先行为的危险进程而实现为结果。如果坚持狭义的因果关系界定而将因果关系视为事实判断问题，就需将因果关系判断与结果归责判断进行区分，在因果关系认定之外单独处理归责问题，但如果使用广义的因果关系概念，就要在因果关系判断中，既认定事实的归因流程，也认定规范的归责评价。将介入因素异常与否的判断转换为介入因素的危险是否替代在先行为的危险的转换，以客观归责的危险判断基准缓解所谓异常性判断过于主观化与随意化的不足。此外，部分医疗介入类伤害案判例更进一步，通过规范意义上的责任分配来判断存在介入因素时的因果关系。

归责意义上介入因素中断因果关系仅指上述第三种的危险替代的情形，即介入因素创设的危险实现进程以完全替代的方式阻却在先行为的危险实现进程，单独实现为结果，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在先行为与结果间才无法认定存在因果关系。(二)介入类因果判断的实践三重性标准及其问题 《人民法院案例选》对案例1的注解说明该案因果判断结论的具体逻辑：即综合考虑介入因素本身是否异常、独立，以及在先行为导致结果发生的可能性大小进行介入因素是否中断因果关系的认定。

第三，结果发生符合规范保护目的的要求。(12)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二、三、四、五庭编：《刑事审判参考》(总第79集)，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41页。

可以将原有的实践三重性判断话语体系按照危险替代的判断指标进行语境转换：将所谓在先行为与介入因素对结果作用力大小的判断转换为在先行为与介入因素分别有无致果危险的判断，解决前述以定量分析解决定性因果判断的逻辑困境。(18)参见林钰雄：《新刑法总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19页。

(11)这个三重性判断标准在之后的张校抢劫案的判决理由中得到进一步确认与形塑：成立中断的因果关系……具体判断标准为：一是先前行为对结果发生所起的作用大小。(14)单纯基于必然因果关系说或条件说进行事实因果判断，在存在介入因素时无法有效明确介入因素是否造成实行行为与结果之间因果关系的中断。导致这一问题的原因除上述标准自身的主观性与模糊性问题外，更深层次的根源在于这一标准是在因果关系的范围内试图以事实归因的逻辑解决结果归责的问题。(28)参见李光灿、张文、龚明礼：《刑法因果关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99页。

只有介入因素创设了向结果发展的致果危险进程，才有进一步判断危险替代的必要。(14)参见张明楷：《也谈客观归责理论——兼与周光权、刘艳红教授商榷》，载《中外法学》2013年第2期，第304-305页。

还有一类观点认为应该放弃对客观归责的坚守，不必过分追究归责意义上主客观的划分(51)，甚至认为应以主观归责为重(52)。如果最终结果发生超越了行为危险的可能致果范围，就不是行为所致结果发生，不能归责。

(53)所以在因果关系的归责判断时，无论特殊认知是否存在，只要作为特殊认知内容的事实是客观存在的就应该纳入行为危险判断的基础因素中，并承认对后续因果关系的影响。(24)同前注③，张明楷书，第181页。